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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:陈修园“借人出名”与“被人托名”
详细内容

陈修园是清代著名的医学家,一生著作等身,特别是他编著的一些简明扼要、便于初学而又切于实用的小型医书,如《医学三字经》《时方歌括》《时方妙用》等,对于中医学的传播与普及,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陈修园是清代著名的医学家,一生著作等身,特别是他编著的一些简明扼要、便于初学而又切于实用的小型医书,如《医学三字经》《时方歌括》《时方妙用》等,对于中医学的传播与普及,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一百多年来,陈修园医书,风行一世,至今仍享誉医林,为莘莘学子所推重。但是,陈修园早期出版的书籍,最初的署名却没有冠以自己的名字,而是托名叶天士。后来,陈修园出了大名,威震四海,其书流行了,才纠正过来,改归己名。这在现存陈修园的著作中,是有明证的。《医学三字经•凡例》说:“是书前曾托名叶天士,今特收回。”《时方歌括•凡例》又说:“是书前曾托名叶天士,今特收回。”《医学从众录•凡例》也说:“是书前曾托名叶天士,今特收回。”

对此,张光弟在为《南雅堂医案》所写的“序”中评论道:“尝读修园先生书,见《医学三字经》‘例言’,其首笔大书而特书曰:是书前曾托名叶天士,今特收回。又见《医学从众录》一书,其‘例言’亦如是云云。余见之,余重思之,不觉有感于中,为之废卷浩叹者久之。当是时也,叶氏为吴中名医,享盛名者数十年,虽妇人小子,莫不知叶天士名。又故为怪诞奇离之说,附会以神其事,彼邦人士,至以天医星目之。”

在陈修园生活的时代,社会上流传的托名叶天士的著作确实很多,如《景岳发挥》《本草经解要》《本事方释义》《幼科要略》等,但大都是书商出于牟利,故意假托叶天士所著,并不是作者自己不直书其名。但陈修园却是有意借叶天士之名为自己的著作张目,如《医学三字经•小引》说:“前曾托名叶天士,取时俗所推崇者以投时好,然书中之奥旨,悉本圣经,经明而专家之伎可废。谢退谷于注韩书室得缮本,惠书千余言,属归本名,幸有同志,今付梓而从其说。”

叶天士是清代康熙、乾隆年间的名医,名声显赫,誉满天下;依附叶天士这个名人之望,自己的著作就容易流行传世,这是陈修园“托名叶天士”的真正目的。不客气地说,“取时俗所推崇者,以投时好”,颇有“附骥尾而行益显”的意思,也就是希冀利用名人效应以招徕读者,使自己的著作可以起众信从,流行广远。

陈修园在自已声望未著时,不敢直书其名,只好托名叶天士,以收广为宣传之效果。在获得成功,名噪天下以后,在“再版”的时候郑重宣布“今特收回”,“属归本(陈修园自己)名”。

陈修园冒用叶天士之名的事件,在当时多有评骘,但揶揄抨击之词反倒起了广而告之的作用,加之其所著医书确实通俗易懂,以致陈修园的著作“几于家有其书”。但令陈修园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,在他死后,书商为了谋取厚利,又拼拼凑凑把别人的书籍伪托于陈修园,将其医书延编为二十一种、二十三种、二十八种、三十种、三十二种、三十六种、四十种、四十八种、五十种、五十二种、六十种、七十种,以至七十二种。到民国九年(1920年),张光弟说:“近时陈氏医书,几增至百种之多,然大半出于后人,附会粗杂,是以层出不穷。”(《南雅堂医案序》)同时,陈修园也成了丁福保心目中“唯徐灵胎、尤在泾、陈修园为近来医学之卓出”(《历代名医列传》)的著名医学家。

以现在的眼光来看,陈修园是一个擅于推销自己、包装自己的“大咖”。《民国福建通志•艺文志•医家类三》引《二勿斋文集》的记载说:“修园曰:今时俗所识者,远则张介宾,近则叶天士,告以仲景古方,则以为乖异,吾不托名二子,则吾术不行。吾术行,医者受其益,病者受其利,吾不得名何憾焉!”

陈修园的《医学三字经》《时方歌括》《医学从众录》等书,起初均托名叶天士,借用名人之名出名以后,再次付梓时才用了自己的名字,这是“借人上位”的策略。

而对张介宾这位在陈修园时代也是社会群众景仰的名医,陈修园采用了“骂人出名”的方式。他所著的《景岳新方贬》,“对于张景岳诋诃不留余地,而《从众录》《实在易》等书又多选入,未免矛盾。平心而论,景岳医术实有独到之处,间有偏见,亦当出之以研究学术之态度,有疑共析,不当盛气凌人,对前哲肆口谩骂。喻嘉言所著医书,昔人谓其有霸气,间多间架,《修园医书》多私淑喻氏之绪余。至于《伤寒》《金匮》两‘浅注’,亦多随文衍义,无甚发明,未必贤于景岳。特以景岳医书风行全国,久著盛名,而后人欲突过前人,不得不将前人一抑,此修园客气大重之故也。但彼系帖括出身,所著医书,笔势整齐畅达,取他人之精华,加以剪裁工夫,又其修改歌诀,平仄调叶,无哑词,无滞笔,此则修园之特长,非他种医书所可比也。又《公余四种序言》谓前托名叶天士,今特收回。可见其抑张托叶同一心理。”(方邵安《卧斋吟稿》)

除了“抑张托叶”以外,陈修园还颇能迎合社会群众的口味,投其所好而著书。他在《时方妙用•小引》中说:“余读《灵》《素》,宗仲景,向有经方之注,和者寥寥。偶以时方出,纸贵一时,投时好也。”也就是说,当时的俗风是“重时方,轻经方”,所以在《时方歌括》之后,又编著《时方妙用》一书“以投时好”。

更重要的是,陈修园深谙流芳百世之道。他虽然曾任直隶威县知县等官职,但曲曲九品县令,无论如何是很难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迹的。但著书立说、卓然自成著名医家之后,却是可以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而“死而不朽”的。

 

在中国医学史上,像陈修园这样通过“弃仕从医”而名垂史册者还有许多许多,只不过现在的中医学界尚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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